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一生与中国联系密切。担任过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从小队长做起直到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通过各种渠道与蒋介石保持联系，战败后受到优待，作为战犯以无罪释放。后来又充当蒋介石政权的军事顾问。蒋介石对他颇有好感配资查询网，他对蒋介石也感恩戴德。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战无不胜的日军第11军。
冈村宁次在中日战争爆发时任第二师团师团长，1938年升任第十一军司令官。
第十一军是日本侵华精锐，而且是自冈村宁次担任指挥官后名声鹊起。
第11军属于华北方面军，最早指挥两个师团。后来因作战配属一些部队，最多时指挥兵力达15万。
成立后即参加了武汉会战（1938年6月），1939年3月发起南昌战役， 1939年5月发起随枣战役， 1939年9月参加第一次长沙战役，1939年11月发起桂南战役，1940年5月发起枣宜战役，1941年1月参加豫南战役，1941年3月参加上高战役，1941年5月发起晋南战役，1941年9月参加第二次长沙战役，1941年12月参加第三次长沙战役，1942年4月参加浙赣战役，1943年4月发起鄂西战役，1943年9月发起常德战役， 1944年4月参加豫湘桂作战。细数一下中国抗日战争的几次大的会战，一多半有第11军参加。有的是独立作战，有的是参加作战。而且每次作战都取得骄人的战绩，都是以少胜多。说它百战百胜一点也不为过。
展开剩余91%日本侵华派谴军司令官西尾寿造（1939年9月12日）、畑俊六（1941年3月1日）、冈村宁次（1944年11月23日）。
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包括寺内寿一大将（ 1937年8月26日）、杉山元大将 （1938年12月9日）、多田骏中将（1939年9月12日）、冈村宁次大将 （1941年7月7日）、冈部直三郎大将 （1944年8月25日）、下村定中将（ 1944年11月22日）、根本博中将（ 1945年8月19日）
第11军历任司令官为冈村宁次中将、园部和一郎中将、阿南惟几中将、横山勇中将、上月良夫中将。冈村宁次回忆录在日本天皇宣布止战投降时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派遣军与其他方面军不同，前后八年百战百胜，至今尚保持了足以战胜敌人之力量，而今竟因本国业已投降而不得不投降，确实面临异常尴尬的场面。”他的话有一定的基础，日军在中国仍然处于优势，而且战场上并没有失败。冈村宁次是日本陆军强硬派的骨干分子。冈村宁次能从1938年由师团长，六年晋升至日本侵华派谴军司令官一方面是担任了所有层阶的各级指挥官，战绩辉煌。另一方面他是位既代表军事上的强硬派，又是位讲政治的军界高官。
冈村宁次是日本军部最有势力派系的骨干，三杰盟约（在德国考察的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之一，经常参加“一夕会” 活动。
日本“一夕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陆军中的军人秘密团体，由二叶会和无名会合并改称。主张陆军人事安排要以陆军大学出身者为主，努力谋取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要职。对外以武力解决中国东北和内蒙问题，取得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成员包括后任首相东条英机、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著名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炸死张作霖的首犯河本。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冈部直三郎、山下奉文等。陆军中将矶谷廉介、山冈重厚、小笠原数夫、渡久雄、饭田贞固、桥本群、草场辰巳、七田一郎、町尻量基、铃木率道、本多政材、北野宪造、牟田口廉也、村上启作、根本博、冈田资、清水规矩、沼田多稼藏、田中新一、富永恭次、下山琢磨。陆军少将小野弘毅、工藤义雄、中野直三、加藤守雄等。这些当时只是中佐或少佐的官佐，后来大部分成为日军统帅或战地指挥官，构成了日本陆军强硬派。
冈村宁次对日军侵华战略与蒋介石基本合拍。
冈村宁次虽然对侵华非常卖力，却在策略上与日本主流有分歧。他反对向中国遥远的南方进展，认为应当“以确保满洲为第一，然后慢慢相机行事。”这种观点正合蒋介石准备承认满洲国独立，换取日军不再向内地进攻的想法。
冈村宁次对汪伪政权支持不积极符合蒋介石的口味。
他认为攻占南京后，不以蒋为对手的方针是错误的。对攻占武汉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蒋介石如不接受议和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如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持不赞成态度。认为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是不容许共存的。”、“与国民党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的方针可行。
冈村宁次与蒋介石在反共方面高度一致并密切配合。
蒋介石在抗日救亡时期仍然坚持“攘外必先攘内”的政策，处处打击共产党。冈村宁次指挥下的日军对共产党进行反复扫荡，建立反共政权。与国民党正规军形成默契，配置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一直协同作战。这是后来蒋介石对冈村宁次优待的重要因素。
冈村宁次抗战期间一直与蒋介石保持秘密联系。
冈村宁次作为日本派谴军最高指挥官，对蒋介石集团一直采取既打且拉的方针。一面军事打击，一面政治诱降。这种策略是基于蒋介石对抗战犹豫不决的心理。
自七七事变蒋介石不抵搞到华北事变绥靖政策以及后来消极抵抗的过程， “秦土协定”、 《何梅协定》的签订，冈村宁次看透了蒋介石怕战怕丢失权力的心理。他们之间秘密联系的渠道很多。亲日派首领何应钦、军统头子戴笠、汪伪政权的缪斌、蒋系高官陈仪、国民党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5集团军司令官何柱国、蒋介石的亲戚宋子良、汤恩伯亲信王文正等，都在不同时期充当蒋介石的秘密联络人与冈村宁次以“合作起来共同反共”为理由进行联络。
冈村宁次对无法最终战胜中国与蒋介石基本一致。
冈村宁次在9 月3 日日记中写道：“归根到底，地大人多的国家既是大国又是强国，中国夸称地大物博，即此道理。苏联之未败于德国，中国在军事上未战胜日本但并未屈服，此亦地大人多、人海战术之故。日、德之所以战败，正由于其条件相反。以下棋之胜负来说，即便车、马、炮无多，但仕、相、兵俱全，也不会轻易就被将死。英国虽说是大国，但因是联邦的连锁关系，不能说人多，所以要走下坡路。将来的大国是美、苏。中国虽也具备大国条件，但内部不团结，走上大国前途尚属遥远。”蒋介石后来坚持抗战一方面是怕失去政权，另一方面依仗的也是“地大物薄”。
蒋介石身边的亲日派对其施加了很大影响。
其中最典型的是何应钦。何应钦从军事实权方面是蒋介石集团的二把手，一直追随蒋介石。只是在亲日方面比蒋介石走的更远。
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一。这次他来使我想起了1935年秋同他相见的情景。那时，我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运动高潮，很难与中国要人会面，因此，我和须磨总领事在旅舍接见了来访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军官们后，即拟回国，但突然接到何应钦(当时可能是总参谋长)电话，约我吃晚饭，并约定不谈一切政治问题，我大喜之下，前往欢谈。他就是这祥一个亲日派。”
在投降后写道：“何应钦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如下一段：“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7 月3 日芦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放弃亲苏政策，并接受广田五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首先对冈村宁宁表达善意。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记载：
1949 年2 月17 日9 时突接电话称蒋委员长要会见，通知我9 时20 分到中国总司令部，因此，立即偕小林总参谋长前往。从9 时30 分会谈约15 分钟。对方有商震参谋长、钮总司令部第二处长、曹副处长及王武参谋等列席。我先就停战以来，对日本人的好意，表示感谢。谈话要点如下：
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
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
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
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
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国军与日军的和睦移交。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列举了日军投降后国军与日军的和睦。
“广州地区第一百二十九师团参谋长石原恕之允大佐单身拜访第一师师长。我先向师长祝贺胜利，然后提出，日军事已至此，将正大光明地将武器移交贵方，并说明已准备完了。该师长一一表示满意。最后并问我:‘贵官心情如何?’我答称:‘身为军人，心情不佳’，彼此握手哈哈大笑。接着，与接收主任谢中校参谋，商讨有关移交防地及接收武器等问题，该中校极口称赞在缅甸与之作战的我第十八师团之勇猛顽强。他敬佩日本陆军大学之教育并向我请教。会谈在和睦气氛中结束。新编第一军是蒋介石嫡系美式优良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加尔加答受过美式训练，军纪严明。其年青将校擅长社交，态度明朗，对与日本作战，深以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们黄色人种之团结，乃亚洲当务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鸦片战争！’当夜，两国军官在当地饭馆举行联欢会。中国第一师司令部除师长外全体军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参谋及守备队长以下全体军官出席。两国军官携手进入饭馆。这一情景使麕集的人山人海的群众和士兵，投以惊奇的目光。席间，拉起胡琴，中国姑娘唱出了‘我要胜利归来！勇敢……’军歌。(中略)夜深始尽欢而散。(下略)”
“10 月21 日，应何应钦之邀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气氛变了，日方只我一人，对方有何应钦、萧参谋长、钮少将、王武上校(除萧氏外均精通日语)。谈完公事后，拿出甜酒，大家闲聊了两个多小时。席上，何应钦极力高唱中日合作。”
冈村宁次对蒋介石受降的配合态度深得蒋介石赞许。
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十分明白蒋介石的心思是要消灭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表态“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将“武器弹药、军需品等”，完全交付中国政府军，“为充实中央政权武力做出贡献”、“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断然处罚之”。
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奉蒋介石、何应钦之命，飞赴南京建立“前进指挥所”，为受降做准备。冈村宁次就露骨地提出建议，愿以128万在华日军的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
据白崇禧透露，冈村宁次的建议深获蒋心，给予“嘉许”。后来因美国人反对以及其他种种考虑，蒋介石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运用投降的百万日军去“勘乱”、“剿匪”。
冷欣和侍从室参议邵毓麟约见冈村宁次时，转达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承诺，即“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这个劳绩指的是“必须完整无缺地向国民政府移交占领地盘、武器弹药、军需物品及各种设施，凡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的部队，应断然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冈村宁次允诺：“我将全力遵守蒋委员长训令，不负蒋委员长期望。”
对冈村宁次判决无罪释放是蒋介石授意。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被列为战犯，驻日盟军总部几次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冈村宁次自知罪孽深重，死刑在所难免，终日忧心忡忡。
蒋介石以遣返工作尚有许多事情未了，仍需冈村宁次留下处理为由决定 “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得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在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把冈村宁次交付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但在公审之前，国防部王俊中将奉命透信给冈村宁次：“根据国际情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您和松井太久郎列入战犯名单，但暂不归国受审。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毋庸挂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照会中国政府，要将冈村宁次引渡日本，出庭为受审的甲级战犯作证。蒋介石指示外交部，以冈村宁次身患疾病推托。1948年3月29日，冈村宁次经蒋介石特许，转赴上海疗养，被安排住进原汪伪政权实业部次长王文成私宅，由淞沪警备司部派出便衣军警实行严格保护。即使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检察官发出传票，冈村宁次虽然入狱，却独居一室享受特别优待。
1948年8月23日，冈村宁次公审终于开庭。在法庭上，冈村宁次在法庭上百般推诿狡辩，拒不认罪。而由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为冈村宁次选定的辩护律师江一平竟然以辩护为名，为冈村宁次歌功颂德，建议免罪。
在何应钦召集的战犯处理委员会、司法行政部、战犯军事法庭诸方官员开会计论时，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主张判冈村宁次无期徒刑，何应钦和跟冈村宁次称为另一个“中国好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则主张判其无罪。蒋介石则提出：“虑及舆论及国际影响，勿作即时宣判而以待时机。”
辽沈战役蒋介石丢了东北，驻防京沪杭的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把冈村宁次请到其私宅计讨教交换了关于江防的战略战术。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为冈村宁次公审定了调子“从反共大局出发，必须宣判冈村宁次无罪”。他不顾“太子”蒋经国和其他几位亲信将领的不满，下手令给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徐永昌，令徐永昌行文给最高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一定要判冈村宁次无罪。此时东京审判已告结束，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首要战犯被处以绞刑。
1949年1月26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的第5天，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由石美瑜庭长宣判。血债累累的大战犯冈村宁次被宣布无罪，当庭开释。这一判决结果不仅使旁听的记者们大出意外，就连冈村宁次本人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判决我无罪，主要是以何应钦为首的军方要人，尤其是汤恩伯将军强硬主张的作用，除对中国政府、蒋总统、国防部各位将军的一贯好意永志不忘外，并愿献身于日华友好，以酬宿愿。”
中共方面在与南京政府和谈时，提出和谈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
李宗仁为争取和谈成功，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然而，拥兵自重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指示淞沪警备司令部奉蒋介石的秘密旨意，迅即将冈村宁次与259名日本战犯放回国。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开始重金招聘日本旧军人组成白鸿亮顾问团，以士兵8000人成立一个教导师。被香港媒体揭露后，不得不派人秘密地将山本亲雄等57名前日军将校迅速送回日本。而富田直亮(白鸿亮)、李乡健(范健)、木村正夫(化名屠远航，日本侵华期间为驻台日军步兵联队长)等人仍隐蔽地不定期去陆军学校、装甲兵学校等军校授课。
冈村宁次后来被蒋介石聘请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特级教官。这种行为违反了盟军总部关于战犯不能从事政治活动的“追放罪”管束原则。
蒋介石优待冈村宁次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考虑。
抗战期间蒋介石与冈村宁次的秘密联系为二人打下了情感基础，反共的一致性是他们之间交好的政治基础。日军投降后服从蒋介石的安排获得蒋介石的好感，身旁嫡系将领的“游说”起了一定的作用。
战后突变的国共形势是蒋介石选择不惩罚冈村宁次的主要原因。
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势力发展突飞猛进，蒋介石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抗日救亡，而是剿共和清共。作为蒋介石政权的重要盟友美国此时已经开始考虑东西方敌对问题，各方面都表现出利用日本作为西方在亚洲防止共产主义漫延的桥头堡作用的迹象。
蒋介石通过优待战犯冈村宁次，既迎合了美国的战略，又以“以德报怨”向日本释放了善意，获得了日本的好感。
事实上蒋介石的策略是成功的。战后即使在失去大陆，台湾通过迅速与美国和日本结成联盟，成功的阻止了大陆解放台湾，使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得以苟延残喘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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